编者按：汽车时代为城市发展带来莫大的交通压力，道路拥堵成为大城市中最常见的“景观”。于是，“治堵”便成了城市管理者们面临的重要命题。北京车牌摇号也成为北京“治堵”史上最强力的政策。政府为何采用各种“限制”的政策而非改变城市功能方式达到治堵目的?种种治堵措施是否可以获得公众的认可?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何实现公共资源的最大化效益?与此同时，围绕着“治堵”而来的智能交通相关产业也拨动了资本敏感的神经。
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
2010年12月23日，北京出台的治堵方案中提出的不少措施受到广泛争议。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何实现公共效益最大化?怎样看待目前北京出台的治堵措施?《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
经济杠杆优于强制措施
《中国经营报》：北京此次治堵为什么不是通过改善交通条件或者改变城市的功能和规划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而是采用各种限制的方式?
薛澜：长远地看，要想根本解决北京交通拥堵问题，就必须从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入手，这次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北京被赋予了太多的功能，如何适当平衡有序发展?这是需要北京市政府考虑清楚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城市规划的思路。城市规划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城市发展的大法，一旦确定以后就不能轻易变动。北京一直是有规划的，但前些年北京发展规划有一些调整，这些调整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压力。定位问题和规划问题都是治本的长远之道，目前出台这些限制措施也是治标的无奈之举。但希望在治标的同时，也能够有治本的方案配套。
《中国经营报》：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为什么不是提高价格，比如上海那样的拍卖车牌的做法。北京这种干预市场的作法如何能取得公众的认可?
薛澜：公共政策的措施可以大致分成三类：宣传教育、经济措施、强制措施。这次出台的方案比较侧重强制措施以及强制措施和经济措施的结合。
北京采取摇号方式而不是上海的拍卖车牌号的方式可能有其无奈之处，从公共政策效益来说，确实不是最佳选择。摇号措施给要买车的居民增加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那些居住比较远或者由于其他各种原因急需买车的居民来说，他们的买车是直接影响到他们工作、生活的大事，需求是比较刚性的。但现在这个问题只能靠撞大运(摇号)来决定，即使他们想多付一点儿钱也不行。选择权利被剥夺了，这是最大的不公平，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也很大。另外，那些摇号买到车的人并非真正急需购车的人，他们即使买到了车，福利增加也是非常有限的。
拍卖本身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使得社会群体中最需要车的人付出相应的成本。从上海的经验看，这个措施会给购车者增加一定的成本，虽然作用比较有限，但对抑制过快的需求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拍卖还可以增加公共收入。开车的人本身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就多一些，也理应为之付出更多的成本，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北京治堵应标本兼治
《中国经营报》：北京堵车严重，你觉得政府的公共治理应担负起哪些责任?
薛澜：堵车如此厉害，北京的公共交通管理有重要责任。而公共交通管理水平落后，首先是法律法规不完善。举例来说，北京的很多大街小巷、公共场所、社区、学校等随意停车的情况非常严重，也是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些违法违规停放的车辆得不到及时处理呢，因为没有执法权。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所有公共场地，社区公共用地，学校机关等机构的空地的归属权、使用权和管理权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界定。对于这些场地的非法占用，都会受到处罚。同时，很多公共场地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标示，从而使得马路作为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在这些法律法规背后，应有一套完善的保障落实机制。这些措施可以维护正常停车秩序，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场地的停车效益。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曾在各种场合提出建议，北京目前并没有认真考虑，因此很多制度就失灵了。比如，许多合法的停车位上都要安装一个铁架子，车开走后把架子支起来，避免别人停占。又如在很多马路辅道旁，一批带着红袖章的自我委任的收费员堂而皇之地指挥司机占用辅道或自行车道停车，并违法收费。
《中国经营报》：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为实现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认为北京今后在治堵方面，政府政策制定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薛澜：北京市交通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标本兼治，既要从城市定位和规划入手，也需要采取具体的政策措施来缓解当前交通拥堵的现实矛盾。如果治标的政策并没有与治本的政策相结合，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造成未来更大的拥堵。同时，在具体缓解交通拥堵的措施方面，也需要把文化理念、价格手段和强制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
例如，在具体分析北京市拥堵的特定方向、方位、时间点、出行目的等之后，可以设计各种相关措施降低人们的交通需求或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比如说，通过发展电子商务鼓励网购，减少出行;也可以鼓励学校安排校车接送孩子上学，减少家长送孩子上学的出行。总之，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在认真分析利弊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政策，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的政策达到其效果，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